上周，诸大建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关于上海垃圾分类，谈了三点大的看法：

（1）中国垃圾新政要看两个阶段两个指标。第一阶段是垃圾分类，末端治理部门起主导作用，主要指标是末端处理量能否降下来（填埋和焚烧），回收利用量能否升上去（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第二阶段是垃圾减少，生产和消费部门起主导作用，主要指标是垃圾生产量（清运量）能否降下来，生产与消费的资源生产率能否大幅度提高。这次垃圾新政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中国垃圾之治，开始是看新政之制（制度），半年后要看新政之效（效能），然后看更远的2022年甚至2035年。

（2）第一阶段成效大于预期。7月1日垃圾新政以来，半年下来末端处理结果远远高于预期。一个是干垃圾焚烧的量大大小于预期的量，填埋终于让给了焚烧，多年来期盼的原生垃圾零填埋有了实现可能；另一个是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分出大大超过预期，由于厨余垃圾处置能力不够，使得原生垃圾零填埋的目标从2020年推迟到了2022年。大量分出厨余垃圾，厨余处理价格每吨380元，高于焚烧300元，导致了上海垃圾分类处理的高成本。何况厨余垃圾厌氧发酵的物质资源化意义不强。有人计算总成本是每吨985元，其中分类环节390元，收运环节290元，处理环节305元。进一步的末端处理减量，还涉及低价值回收物要不要回收问题，要回收就需要引入政府补贴，类似当初用发电补贴推进垃圾焚烧。于是出现了焚烧派和厨余派或回收派的争论，前者认为应该更多的焚烧，更少更精的厨余和回收；后者认为应该更多的回收，包括对低价值垃圾如一次性废塑料的回收。我自己是中间派，一开始就认为厨余要分出但不要太分出，厨余和可回收物要分就要分得精细（要真正做到物质资源回收利用），而焚烧具有包容性可以粗放些。

（3）第二阶段要有系统思路。垃圾战争和垃圾新政是持久战，发动期的重点是末端治理可以理解。但是从垃圾处理到垃圾减少深入需要有系统性战略性的思考，否则就不知道末端的设施能力建设什么时候是个头。目前对第二阶段的垃圾源头减量只有破碎化的思考和措施，思想上以为垃圾分类可以减少垃圾产量减少，措施上只有传统的酒店宾馆不用一次性物品等、食物要净菜进城等口号。系统化的思考应该包括：什么是垃圾减量，要区别末端减量和源头减量，强调源头减量的重点是塑料和厨余；为什么需要有垃圾峰值，到2035年上海人均垃圾控制在1kg有可能吗，这个目标与消费增长存在什么样的矛盾？怎么样做到垃圾源头减量，与此相适应的政策手段是什么，焚烧和厨余末端处置能力应该搞到多大算合适，什么时候需要推出垃圾收费的普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