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些人是城市的清道夫，2014年左右，北京的废品回收从业人员达到历史高峰，近30万人分散在废品回收、分类和再利用各个环节。

　　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也与北京类似，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一直拥有较高的废品回收率。2013年，北京在废弃物处理方式的选择上，再利用率为57%，焚烧为16%，传统的填埋方式为27%。除首尔之外，东京、新加坡、纽约等城市的再利用率均低于北京。　

    从2010年开始，为应对外来人口过快增长，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调控组合拳，从此之后，北京外来人口增速一直呈现下降态势。后来，随着北京城市规划中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压缩和外迁，废品回收产业被列入被禁止建设的行业，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的废品分类和交易市场在数月期间消失。

　　于是我们看到，从2011年开始，北京的垃圾量开始猛增。

　　北京2000年的垃圾量为296万吨，2001年309万吨，2002年321万吨，2003年361万吨，2008年，因为奥运年的关系，生活垃圾量达到672万吨，2009年数据稍有下降，为669万吨，接下来，2010年和2011年，生活垃圾量降为635和634万吨。

    2011年后，也就是人口调控之后，趋势开始变化，生活垃圾量转为上升势头。2012年，垃圾达648.31万吨，2013年672万吨，到2018年，北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了901.8万吨。

　　在常住人口并未猛增的背景下，垃圾量却迅猛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低端人口从事的市场化的、高效的可回收垃圾体系被打击了。前端市场收购能力下降，可回收废品的价格随之而降，末端小贩不愿意收。于是，很多可以再生利用的废品，就被居民扔进了垃圾箱。由此，北京市的垃圾处理系统承受了沉重的负担，垃圾减量的工作的压力陡然变大，垃圾分类进入全民动员。

　　所以，某种程度上，如今的风口与市场，是建立在一个消亡了的市场体系之上的。旧的体系逐渐退场，新的体系面临一系列新问题。

　　垃圾分类之后，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干垃圾和湿垃圾等被居民分好，大大减少了之前垃圾分拣环节的工作强度，那么，小区里的可回收垃圾，都分好了，几乎就是摆在那里的钱。后端回收环节，如果在规模效应之下能盈利，那么，这个垃圾该谁收，就会成为一个行政准入资质问题，而非单纯的市场问题。

    一方面，清运垃圾属于环卫部门，另一方面，根据2007年5月起实施的，商务部发布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需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也就是说，回收废品体系则属于商务部管。

　　所以，垃圾分类市场中的责任与利益，大概率的资质准入，还存在复杂的协调过程。市场问题，首先是一个行政问题。

　　垃圾分类和处理市场，末端是具有规模效应的，但在小区阶段，一个小区所产生的垃圾价值总额有限，而且，毕竟是垃圾箱，水、油、酸、腐蚀性等等，且不会被爱惜，工况会非常差，有限的利润之下，智能垃圾回收等设备投入、折旧，能否被收益所覆盖，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

　　现在很多人在谈垃圾的智能识别，而此前的废品收购者早就会判断型号、材质、塑料的种类、甚至洗衣机电机是铜是铝，他们都能高效区分。他们的下游——大型收购市场中，废纸、废钢、废铜分门别类，塑料制品甚至分为好几个类别，都有单独的摊位、区位。在这里，你会感叹市场的伟大自组织力量，与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

　　所以，中国原本的市场化的、成熟的废品回收体系，在这一波垃圾分类中，不应该缺位，不应该被排斥。新的更高技术、更大规模的市场化，应该吸纳这个行业的成熟流程、专业能力，共同促进中国的环保事业。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垃圾分类的角度，基本上是末端处置的思路，即垃圾的处理。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垃圾的产生链条，一开始源于生产，贯穿流通、消费等环节。

　　因此，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之前，垃圾管理的工作可顺着产业链向前推，提前多年做诸多准备，控制垃圾的产生。在商品方面，实施清洁生产；减少原材料消耗；减少一次性产品；避免产品过度包装；尽量选用可回收材料。

　　这些都可以避免干垃圾、可回收、有害垃圾的产生。在湿垃圾，或者厨余垃圾方面，可推广净菜上市，扩大超市成品和半成品；此外，还应刺激二手货交易市场，一方面做到物尽其用，另一方面，也可减小后端处理压力。

    这些环节看起来都非常复杂，都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训练市民，却能立竿见影。

　　但是，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性、持续性的工程，居民要形成习惯、自觉配合，需要长时间的教育、塑造观念。当所有的一切都压在末端处理环节，而末端处理环节，又压给了居民之后，以为是最容易，最立竿见影的途径，却有命运暗中标好的价格，长久的可持续性，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