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多元参与，助力北京垃圾分类--第九届零废弃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周传斌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生态学会生态健康与人类生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嘉宾分享

可回收物是垃圾分类的一大类别，但什么是可回收物？要回收到什么程度？能卖钱的废品，还是一切从技术上可以循环利用的都算？本文从资源价值和环境成本的视角进行再思考。

一、北京市可回收利用基本情况

01可回收物的回收关系到资源与环境

北京市垃圾产生量增长非常快，北京市1949年生活垃圾的清运量一年只有40.5万吨，到了2019年已经达到1011.2万吨，但还不包括通过拾荒或通过战略资源收集的可回收物的量。加上可回收物，我国更广义的生活垃圾产量每年超过2亿吨。

生活垃圾具有资源属性、环境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即公众参与和文化。垃圾与资源的有关概念是密切联系的，比如循环经济、城市矿产、静态产业等。PPT左右两张图是国外研究学者和中国研究学者对资源循环理解，殊途同归。左图强调社会经济系统从资源开采，再到资源加工，生产产品，在消费使用后，再通过可回收系统进行循环再生利用。右图是王如松老师提出的城市生态复合系统的理念，该系统是社会、经济、资源三个子系统之间有机耦合，包括五项比较重要的功能，生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尤其强调还原，即社会采掘各种各样的资源，如何重新回到社会系统中得到利用。在可持续生活垃圾管理的视角下，可回收物的处理和资源化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

02可回收物范畴正在缩窄

可回收物是什么？它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概念。翻开1949年-1988年供销合作社的一份统计资料，可以看到60年代时，由于物资紧缺，包括杂骨、破布鞋、废麻等现在看来很奇怪的东西都被定义为战略资源。这张70年代的宣传画展现了那个年代可以被收集和利用的可回收物，包括像玻璃瓶、纺织物和暖水瓶等等。

然而，现如今可回收物的范畴似乎越来越窄。我在2008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们调研过废品回收站，包括我们单位。当时我们中午吃盒饭的人比较多，专门有一个保洁阿姨把餐盒洗得干干净净打成捆，卖到单位边上回收点，也就是说这是可以卖钱的。但现在这种餐盒已经没有人单独收集，因为不愿意做这么脏的工作，而且后续回收储存物流空间成本比较高。

到了去年疫情期间，小区没有拾荒者，我两个月左右把家里攒得废品装在车上拉出去卖一次，一次卖七八块钱。发现家里扔出去的东西，废品回收站愿意接受的品类非常有限。由于疫情，我家喝了很多的瓶装水，快递也产生了很多纸箱子，这些是可以卖的；但有很多品类废品站不收，比如铁盒子废品站不愿意掏钱买，而玻璃瓶甚至免费送都不收。

这些现象得到一些资料和数据支持。通过搜索统计资料、旧时的海报或网上记载得知，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可回收物可以接纳的种类呈倒三角迅速减少：50年代城里有人收粪便，砖瓦石块在那时候是大量需求的物资。80、90年代动物骨头、长头发、鞋底还有人收，我妈妈就在物资公司专门处理胶鞋鞋底的小厂工作。90年代到2000年代，废衣服、玻璃瓶、木质家居、纸塑复合包装和杂塑料还是可以卖的。但到了今天，却只有量比较大的废金属、PET瓶和PP瓶、干净的书报和纸板、以及电子废弃物是一般回收者仍然愿意掏钱从消费者手上购买的废品。

另一方面，进入垃圾处理设施的可回收物不断增加。从1988年起，随着时间推移，进入填埋场、焚烧厂等混合垃圾处理设施的塑料、橡胶、纸类、木料、玻璃以及其他类别的可回收物越来越多。北京市层面对可回收物数量的统计并不持续稳定且找到数据来源；从已有统计资料、历史资料中，我们计算出5个年份的北京市垃圾回收利用率，从2010年左右至今，北京市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率基本上维持在30%-40%的水平。

03可回收物集散中心数量减少，运距增加，加大了运输成本

谁在负责收集废品，谁在负责维系这个城市回收体系？通过寻访在北京市不同城区的不同废品回收站点，包括大型集散中心，我们发现，在城市废弃物的逆向物流中，集散中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里有初步的分拣，有时包括简单的清洗和规整，去降低后续处理成本，并决定被分拣之后可回收物的去向。

图中黑色点是北京市2015年之前可回收物集散中心，2018年仍然存在的是绿色+黑色点。两相对比可以发现，支撑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的大型站点或称废品回收集散地，从早期的27个下降到11个。如果简单换算成平均运输距离的话，这个距离从27.5公里增加到了40.9公里。也就是说，从社区里面把废品拉到集散地，距离提高了大概50%，相应运输成本也提高了50%。为什么老百姓卖废品的价格越来越低，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04北京市可回收物回收流程的变化

北京市无论是在社区收集点还是在大型集散中心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小区层面，主要有2种形式的收集点。一些小区没有地方建站房，就采用流动收集车；另一种是分类驿站，功能更完备，可将社区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大型集散中心的功能是压缩打包和细化的分类，细化分类非常重要，比如说塑料，从北京市打包拉上大车拉出去的塑料可分为十几类甚至几十类，再到不同的塑料加工资源化利用厂进行进一步利用；有些具有现代化理念集散中心，还配备了规范的清洗设施、防火设施、甚至简单的预处理设施。

大致的流程和之前也发生了变化。在2010年之前，废品基本上是拾荒者拣走或收购；现在垃圾转运站对废品回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有1/3左右的转运站环卫工人自己拣拾纸板；另外还有居民直接将可回收物卖给中间商或有偿投放。这些可回收物最后有两个去向：一是达不到再生资源标准的，最后流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二是到大型集散地进一步分拣，最后进入再生资源利用企业。

到底什么叫可回收物？辞典很简单：可以被回收利用的东西。北京市今年初发布了可回收物指导名录，有非常详细可回收的类型。但它是动态变化的。为什么60年代、80年代说的可回收物，现在不是了呢？它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全世界都有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很多知名的期刊和环境经济学家都在思考。我们也大胆做了一个尝试。

二、可回收物利用的资源环境权衡

可回收物有两个命运，一是到垃圾处理设施，二是到回收设施。要么进入回收设施，产生经济效益。要么进入垃圾处理设施，造成环境代价。如果一件东西得到回收，就可以避免相应的环境代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资源环境权衡，要把这两个帐算清楚。

01可回收物资源化的收益和成本

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个模型，把可回收物按照环境和资源价值分成高、中、低、以及无价值4个类型——最后一类其实已经不算可回收物。这些可回收物的收益都包括4个部分，成本都包括2个部分。

收益包括：1、进入回收设施所避免的垃圾处理费，因为这些可回收物如果被当作垃圾进入垃圾处理设施，就会产生处理费；2、环境效益，原生材料的生产过程会产生环境影响，而回收和使用再生材料对原生材料进行替代，避免了这种环境外部成本，因此具有环境效益；3、所避免的原生材料生产成本，因为原生材料的生产过程是需要成本的，而使用再生材料避免了该成本的产生；4、资源价值，即再生资源售卖价值。

成本包括：1、收集成本，从老百姓扔掉的东西，到最后进入资源利用工厂，需要经历多个环节，都需要成本；2、再生材料生产成本，利用再生资源进行生产也是需要成本的；另外，材料在循环过程中还有损耗，因此还要考虑折扣系数。

收益大于成本就是合理的，但是有不同的等级。1、高价值可回收物，仅仅考虑资源价值就能抵得过成本，不需要任何干预就有人愿意回收，例如PET瓶；2、中价值可回收物，如果资源收益不够，需要补贴环境外部成本，才有人愿意回收，就是中值；3、低价值可回收物，如果补贴环境外部成本还不够，还需要再叠加所避免的垃圾处理成本，就是低值；4、如果这三块都考虑进去了，还是抵不上成本的话，回收就没有任何意义。

02北京市的案例研究

我们以北京市为案例做了研究，其核心内容是看IRS回收可持续性指标、即收益除以成本是否大于1。我们采用了一些数据，包括北京市路网数据、GIS数据等，也有一些访谈。其中环境收益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其算法是：原生资源生产行业和再生资源生产行业都有相应的排污系数，再通过京津冀地区排污权交易的价格，折算出各自的环境成本，而前者高出后者的部分，就是用再生材料替代原生材料所产生的环境收益。

03计算结果

以1平方公里的网格呈现北京7种可回收物的IRS，蓝色可回收价值高，黄色则低于1，红色最低。结果显示，不同的可回收物有很大的差异，PET瓶和废纸是高价值的可回收物，玻璃、杂塑、纸塑复合包装的指标就比较差。

根据IRS我们定义了临界值。再看把某种可回收物扔到北京市某个地方，还需要增加多少收益，才有90%以上的可能性会得到回收？把这个价值差与政策支持关联起来，就可以算出收费或者财政补贴的额度。结果是：PET瓶和废纸远远大于我们定义的临界值，因此不需要干预就可以回收得很好。而橡胶、木料、混合塑料、玻璃、纸基复合包装则有20到145元/吨的价值差，需要通过二次补贴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才会有90%以上得到回收。

回到之前的问题：什么是可回收物？我们通常认为，在比较穷的农村，人们会更加珍惜可回收物的地方，但由于运距过大和物流成本很高，这些地方甚至PET瓶和啤酒瓶都不愿意收，这是到现场看到的事实。但是，将环境效益和垃圾处理费考虑进来之后，上述7种材质回收可持续性都大于1。补贴补的是什么？补的是环境外部性。补多少呢？我们觉得不同类型可回收物应该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环境外部成本、以及垃圾处理费的变化，其补贴是可动态调整的，分几个大类：高、中、低值可回收物。

三、政策启示和建议

1、推进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应该发挥环卫系统的资源优势，对转运设施进行优化改造，降低收集成本。有的城市已经在尝试，对转运站进行再生资源回收收集甚至简单的预处理功能的强化，构建新型的环卫综合体。

2、在现有规制下解决再生资源设施规划和立项难题。北京目前对回收与批发行业是不鼓励的，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年版）限制集散中心和转运设施，对没有规划的不让建设。需要尽快重新走环卫或者是再生资源设施规划，把它纳到城市总体布局，满足回收的需求。

3、科学使用经济杠杆调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可以是收费，也可以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广州市2015年出台了低价值可回收物补贴政策，废玻璃和废木材的回收量大幅增长。北京大兴、海淀也有相应的低值垃圾补贴政策，按照每吨100-200元，就已经能很好地促进回收，因为远高于我们计算的补贴价格差。最终真正的补是什么，不是生产企业的成本，而是补贴环境外部性。我们建议，制定《低值可回收物名录》《购买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处理服务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并动态调整补贴标准。此外，要解决行业退税的问题，这是广泛存在的现实问题。

4、充分利用双碳战略的机遇大力发展再生资源行业。宁波市固废管理系统的碳排核算表明，材料回收尤其是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再生利用每年可贡献数百万吨的碳汇（碳交易）。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生活垃圾回收带来的碳减排效益进入交易市场，甚至形成间接碳汇，支撑双碳的战略。

来源:零萌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