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19年看过财经杂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拾荒江湖兴衰史》,里面描述了北京市拾荒群体30多年的起落沉浮。

众多拾荒者的前半生，是底层追逐更好生活的写照，也是城市垃圾对策变迁的生动切面。

这些年城市的飞速发展对于城市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这些年为了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持续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逐步规范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拾荒者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逐步被正规军替代。

但是，拾荒在中国貌似已不单单是垃圾处理的问题，已然成为一些群体的生活常态，很多人通过拾荒打法了时间，找到了一些社会价值，有圈内朋友聊天时说到，“拾荒跟钓鱼一样，会上瘾”。

拾荒者的沉浮起落，是北京垃圾对策变迁的一个切面。

王维平说，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是个四部曲，先后经历了“眼不见为净”时期、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期、焚烧时期、减量化和资源化时期四个阶段。拾荒者的身影贯穿始终。

第一阶段，北京把生活垃圾运往郊区，“随便找个地方堆起来，简而言之就是眼不见为净”。随着北京申办亚运会、奥运会，城市摊大饼似的发展到了四环。这时候，北京开始建设垃圾填埋场、垃圾收集运输体系。之后，生活垃圾被运到垃圾填埋场，“找个坑就填”。彼时，拾荒者的大本营，大多驻扎在垃圾堆放场周围。

三九天，饭碗一捧，一层大绿豆蝇就在上面趴着、围着，王维平把它们扇开，马上又聚拢回来。

第二阶段，是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代。“标准化”是指把填埋场的危害降到最低，具体做法是：填埋场下铺设七层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分区填埋，倾倒的垃圾当天压实、盖土；把填埋场产生的甲烷倒排出来，用于集中发电；对填埋场的污水进行处理。

国际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用标准化垃圾填埋场。1994年中国首座标准化垃圾填埋场，也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建成投产。

新对策没有彻底解决矛盾。首先，防渗膜的有效期为12年，过期后，还是会污染地下水；第二，填埋场产生的甲烷仅有一半能被有效收集；第三，填埋场占用大量土地，一旦填满垃圾，很难重新被利用。王维平说，这种土地上，盖房子地基不牢，绿化也不行，堆体里不断发热，树种了就烧根。

第三阶段，以焚烧为主的多样化末端处理方式。也是我们现在接触的末端处理模式。

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北京拾荒者人数在2014年、2015年到达最高峰，有17万人，现在还剩不到10万人。近年来拾荒群体萎缩，有北京疏解人口的原因，有废品交易集散地大量取缔的原因，也有生活成本提高的因素。

“拾荒者迟早要消失，这恰恰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拾荒者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体现。在城乡差距很大、社会的保障不是很充分、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群体，“就像网上说的，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谁愿意把自己练得一身是本事？”

刘建国承认，拾荒者使城市垃圾减量，并且是以成本比较低的一种方式。但在他看来，其实成本是外部化了，“很多东西要全社会来担，包括对他们本身的健康医疗，污染环境的治理。”

刘建国称，很多回收、处置废品的作坊手续不全，缺少安全、消防、环保设备。过去管理的触角没有延伸到这些地方，助长了这个行业的生长。另一方面，拾荒者本身也在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因此，这样一种让垃圾减量的方式是不值得鼓励的，而应该找到一种更加文明、更加现代的方式。

拾荒者终会退场，但他们提供的功能仍然是被需要的。

刘建国认为，政府要把拾荒者纳入规范的管理当中，不能像过去一样，游离于监管之外。只有跟现代化的企业一样发展，才是有生命力的。比如有的地方，有环卫部门、企业吸纳了这些队伍，使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促进了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两网协同”、“两网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认为，城市里的拾荒者没有单位，也没有劳动保险，他们本身是需要让社会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让拾荒者一直存在。

宋国君认为，垃圾分类应当作为一个职业，成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工作岗位，使得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人能获得健康、安全方面的保护。

生活垃圾分类就是一个契机。宋国君说，在生活垃圾分类的趋势下，会有大部分社会化的公司进入垃圾细分领域，比如一个社区里，厨余、其他垃圾分别单独拉走，可回收物还需要二次分拣，把不同的材质分开来。以台湾为例，从不分类到分类，在垃圾细分、回收利用领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